原籍浙江的常某，加入外国国籍后，先后与两名中国女子结婚。谁承想两名妻子在聊开心网时，突然发现对方的丈夫就是自己的丈夫。目前常某已因涉嫌重婚罪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。（12月23日《京华时报》）
从报道看，常某与两位“妻子”都是在国内进行的登记结婚。根据我国刑法第258条重婚罪的表述：“有配偶而重婚的，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，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”，常某两次均为登记结婚，则属于典型的重婚无疑。
“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”标准模糊
在司法实践中，更为通常出现的是，在已婚状态下又与他人同居。在1994年最高法院曾有批复，明确了“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，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，仍应按重婚罪定罪处罚”。期间虽经1997年刑法修改，但该批复至今依然有效。虽然该罪名并非“告诉的才处理”，但仍属自诉案件范围，即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，也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，由检察院提起公诉。由于被害人大都更为相信通过公安局、检察院，也因为“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”确也是标准模糊的表述，更需要强大的公权机关从各方面搜集证据，所以被害人以强烈的诉求推动诉讼进程的情况多有发生，这就可能造成在公诉案件中，完全相同的行为，适用刑法不统一。
批复中“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”的认定，在历经十五年后也产生了可探讨的问题。在刑法条文中，不可避免的会出现需要适用者进行价值判断的概念，诸如“淫秽”、“猥亵”等最为典型，不同时期、不同地区、不同文化对这类相同表达的概念理解相距甚远。那么上述批复中的情况是否也存在社会认知的变化呢？
需面对现实进一步合理解释重婚罪
首先应明确不能仅从内心的美好愿望出发来阅读社会，十五年来的一个现实是婚外的同居、包二奶现象变多，社会的容忍度也较从前更为宽容，以致会出现十五年前大部分人无法想象的局面：有配偶的人与他人同居，但并不以夫妻名义，而是直接以二房的名义，况且现代社区的居住情况实际无需向任何人做出解释，即使以夫妻名义又向谁去宣称呢？
在极端的假设情况下，会否出现有配偶的以夫妻名义同居的被认定为重婚罪，但以二房名义同居的就无法入罪呢？（热播剧《蜗居》中的海藻都怀孕了，但并无论者说宋思明构成重婚罪，宋仍备受女性追捧）结论是荒谬的，但却是严格依照最高法院批复精神的结果。
批复虽然对刑法条文进行了扩大解释，但我认为从保护婚姻家庭权利、一夫一妻制度、及规制引导婚姻行为的角度看，其是符合立法原意、时代要求的，只是在表述上稍有局限性。
十五年的中国社会生活变化巨大，如何面对现实，进一步合理对重婚罪进行解释，使其成为清晰的可被证明的标准，既是恢复制度设计由自诉即可解决而无需过多公诉应对的初衷，又是均衡、协调适用刑法的参考路径。
